01杭州直播行业繁荣,据杭州市商务局数据,现有头部直播平台32家,主播近5万,相关企业超1万家,带动就业超100万人,成为网红主播工作生活首选地之一,主播类型多样,涵盖娱乐、内容、带货三类。
02初九、雪宝、月白等主播在杭州发展,初九凭借仿妆技能吸引年轻女生粉丝,化妆品、热播剧推广找上门;雪宝转型带货主播,年GMV超1亿元;月白参与团播,与队友跻身赛道顶流。他们多数未考虑长远职业规划,关注当下直播。
03头部主播“多余和毛毛姐”余兆和意外翻红,与保洁阿姨搭配直播,获大量关注。其经历映射社会对网红群体态度变化,杭州直播行业人员年轻化、知识化,但刚入行者需等待机会与流量垂青。
04杭州直播相关企业众多,中小型MCN公司搜罗主播,提供指导培训并分成;遥望科技、无忧传媒等顶级机构在主播孵化等方面有护城河。MCN公司与主播互相成就,如初海之星拓展国外市场,无忧传媒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。
05直播行业存在劳务纠纷风险、监管盲区、价值观塑造等问题。主播与MCN公司劳务关系复杂,劳动权益难保障;部分直播间无资质、乱象频发;内容抄袭维权难,监管部门多头管理。专家建议建立统一数字治理平台,MCN机构构建内容治理机制,主播需塑造正确价值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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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,在杭州萧山的长龙路两侧,夜宵摊位摆开阵仗,在这里觅食的不少年轻人是刚刚结束整晚直播的网红、助播、直播运营。
在临平区乔莫西路、余杭区联创街、上城区九堡,杭州各个MCN公司、直播基地附近,从凌晨活跃至清晨的夜宵摊,接待的也多是这座城市最靠近流量的年轻人。
据杭州市商务局数据,杭州现有综合类、垂直类头部直播平台32家,主播近5万人,直播相关企业注册量超1万家,数量列全国第一,带动就业超100万人。
在杭州无数灯火通明的大楼里,这些年轻人打开摄像头,在环形补光灯下,扮演着或是热情、或是亮眼、或是干练的角色,在社交平台的算法、推流交织中,追寻自己的梦想。
期待流量推送的多元人生
10年前,“网络红人”被《咬文嚼字》评为当年的十大流行语,“网红”的概念逐渐被大众熟知。
一年前,“网络主播”正式进入“国家确定职业分类”,成为国家新职业。
由于得天独厚的“人货场齐聚一地”,杭州成为网红即主播们工作生活的首选地之一。
来自抖音平台的数据显示,浙江主播人数在全国占比6%,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位于杭州。他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:娱乐主播、内容主播、带货主播。
被近900万人关注的抖音仿妆主播初九,拥有“换头”技能,在视频中,她有时是《哪吒2》中的石矶娘娘,有时是《甄嬛传》中的安陵容,依靠精致的仿妆,她的粉丝中九成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生,化妆品、热播剧的推广因此找上了她。
“在我拥有几十万粉丝时,签约了在杭州的MCN公司,特地在公司边租了房,因为公司有拍摄、剪辑、后期,能节省我的创作时间。”与镜头前光彩夺目的形象不一样,坐在记者面前的,是扎着马尾、素面朝天的初九,“在线下,还没有粉丝认出过我,连公司保安都拦过我——他不相信我是签约主播。”
雪宝在直播中 采访对象供图
在快手拥有350万粉丝的雪宝,曾在杭州当了10年的淘宝女装模特。直播带货兴起的2021年,她顺势转型为带货主播,“以前是用照片静态展示服装,现在要用神态、话语动态推销产品。”在电商圈摸爬滚打多年攒下的经验,帮助她成为了能创造每年超1亿元GMV(成交总额)的带货主播。
团播中的月白 采访对象供图
24岁、身高1米8、脸庞俊朗的月白是“宇宙R.E.D”男团成员,在新晋出现的团播赛道,月白与5名队友跻身赛道顶流。团播是介于秀场直播和偶像综艺之间的直播形式,组成团队的主播通过综艺化才艺表演和强互动设计吸睛。
曾是中国舞培训老师的月白,选择杭州的原因很简单:杭州多家公司瞄准了这一赛道,来自全国且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聚集于此,希望通过堪比偶像练习生的培训强度与淘汰率,博一次被流量青睐的机会。
记者在和一位主播的交谈中发现,没有一人考虑过未来三年以及更长时间的职业规划。镜头外,他们只有很少的时间成为自己——在杭州生活了几年,初九、月白还没抽时间好好逛过西湖……未来的不确定性,推着主播们永远关注着现在这场直播,以及下一场。
多余和毛毛姐(右)与阿姨(左)在直播中 采访对象供图
这当中的例外,也许只有跳脱出对粉丝、流量焦虑的头部主播了。“主要靠运气,努力最多只能起一半的作用。”90后贵州男生余兆和说。他更被人熟知的名字是拥有3400万粉丝的带货主播“多余和毛毛姐”。最初,他是一人分饰两角的短视频达人——2018年,戴着橘红色假发的“毛毛姐”以一句“好嗨哦,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”的魔性语音被全网熟知,几个月内粉丝破千万;一年后,他跟着综艺节目走上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红毯。在这条新闻下,网友的讽刺和挖苦占满评论区,“网红也有资格来走戛纳红毯?”那是初代网红们带着粗粝与另类,挤占社交平台,创造财富神话的年代,而这样的暴富与曝光度,在网友看来似乎带着原罪。
接下来几年,余兆和用沉默与忙碌的工作,消化掉了评论区的恶意,他也习惯于粉丝数缓慢下降的现状,直到2022年底,已“佛系直播”的他,无意间又抓住了流量的密码——因团队成员集体生病,独自在直播间卖货的他叫住了公司的保洁阿姨,“阿姨,你会上链接吗?”一个“过气”网红,一个直播素人,在直播间搭配出了错位的看点,连续多日直播间涌进了上百万人,数次登上带货榜第一。
2024年,余兆和又在戛纳走了红毯。这一次,他身边是陪他翻红的阿姨。“这大概就是相互成全吧。”这条新闻的评论区里,祝福的留言远超嘲讽。话语的变化,映射出社会对网红群体的平常心看待。
根据去年底杭州市总工会所做的《杭州市网络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情状调研》,杭州的直播行业人员年龄集中在35周岁及以下,男女比例均衡,本科占一半。
越来越多的年轻化、知识化专业人员正在涌入这个行业,不过在大主播的光鲜背景外,刚入行的他们只能等待着机会与流量的垂青。
在杭州读大二的璐璐,今年暑假正式成为一名娱乐主播。曾在直播团队实习过的她,熟悉流程与话术。“开播前,特地联系了4家MCN公司。”璐璐选中了一家能给出更专业建议指导的公司,签了一份经纪约——在收到直播打赏后,扣除平台抽成,她与MCN公司九一分成。两周下来,璐璐收到的打赏总计3.1元,“大多数是现实中朋友刷的。”
即便收入惨淡,璐璐还是每天直播4小时,坚持在只有个位数观众的直播间里调动情绪,做好表情,憧憬着流量的推送,“每天有几亿人打开抖音快手,系统迟早会把喜欢我的人,推送到直播间的吧。”
主播与造星工厂如何共生
在杭州超1万家直播相关企业中,有各种中小型MCN公司,通过广撒网的方式搜罗着璐璐这样的主播,提供直播指导、培训,与主播分成打赏费用。而遥望科技、无忧传媒、交个朋友、谦寻等国内顶级MCN机构,它们在主播孵化、达人签约、直播选品等方面,各自拥有护城河。
记者采访发现,过去靠单打独斗闯出名气的网红成名之路已渐渐失效,网红与平台之间,懂流量、懂产品、能组织、能变现的MCN公司,正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大型MCN机构崛起与扎根杭州,离不开主播与公司的互相成就。
在大运河数智城,美国主播Lisa化着浓妆,在镜头前展示着不同发色、发型的假发,她是与初海之星签约的美国主播,每天都在海外直播平台,为1.4万多公里外的美国粉丝直播,销售假发。
“在美国,假发类似于化妆品,在女性用户中销量很高。”杭州初海之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赵磊介绍,国内的直播电商起步比美国更早,由此建立的产业链、生态远比美国更完善。作为全国首家全品类TikTok电商运营中心,初海之星早已发现“国外网红+中国商品+直播话术”的成功效果。赵磊认为:“主播这一行的前景很大,但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属性、民众意识,如何在不同国家打开跨境电商直播的市场,中国的从业者们要解决‘当地化’课题。”
基于对国外直播市场的钻研,初海之星迈出了第一步,完成了英国、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的TikTok全球首单直播销售。为了容纳加速拓展的生意,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主播,去年,初海之星在新天地商务中心拿下了一整幢楼。
在杭州拿地、建楼的MCN公司还有“坐拥10万+主播达人”的无忧传媒。2016年以秀场直播起家的无忧传媒,几年间将毛毛姐的方言梗、刘畊宏健身热推成了全网顶流。
2019年,无忧传媒将直播总部从北京搬至杭州萧山,这个月刚完成了对信息港直播孵化基地的装修,这里可以同时容纳8支团播队伍同时直播,化妆间、练舞间等一应俱全,器材、灯光等设备与一线娱乐公司不相上下。
“没有哪个行业像主播这样争议如此之大。”无忧传媒党委书记、战略副总裁瞿涛告诉记者,挣快钱、吃青春饭、一掷千金的刻板印象,是网红主播们仍未撕下的标签,“但这一行一直在变化,如今才艺、内容、知识等类别更容易被大众接受。”基于这样的行业判断,无忧传媒与海内外超130所高校建立人才培养及输送关系,累积培训学员超7500人。瞿涛说:“我们希望通过努力,帮网红主播们修炼内功,促进整个行业提升,细分出更多岗位,让从业人员能循环流动,形成更好的生态。”
“直播电商第一股”遥望科技同样发展迅速。进入直播电商领域还不到6年,遥望科技已在杭州余杭、临平拥有集办公、直播于一体的大楼。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数量众多的明星签约,帮明星、主播IP实现一体化经营,以及搭建起货品质检数据智慧化系统,规避因虚假宣传、货不对版等问题造成的直播带货通病。“去年,旗下艺人、主播带货GMV200多亿元,因质量问题而被投诉的只有70多起。”遥望科技营销事业部总经理余龙说。
这两个月,黄子韬携“朵薇”卫生巾强势闯入女性护理用品领域,首次直播便实现4000万元销售额,遥望科技是其背后渠道推手。“通过深度绑定优质制造工厂,将分散的制造资源整合,通过艺人、主播的信任度带货,可以将价格更便宜、质量更有保证的产品带给消费者。”余龙认为,这套经营模式可以在遥望科技的更多直播间发挥作用。
发展瓶颈与破局之道
虽然主播群体常常被推向舆论场,但业界广泛的共识是,随着经济社会发展、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中国制造的出海,直播这个行业、主播这个职业,未来依旧一片光明。
特别是今年4月召开的浙江省委常委会会议提出,鼓励企业大胆试、大胆闯,做强“直播+平台+跨境电商”三位一体融合模式。
一个新兴行业毕竟不可能短时间就尽善尽美。浙江省互联网传播研究中心秘书长巩述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,劳务纠纷风险、监管盲区、价值观塑造,是当下直播圈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“网红与MCN公司的劳务纠纷,通常是因为两者之间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关系。”杭州市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,主播行业全职人员、兼职人员同在,经济关系紧密、劳动关系松散。由于行业复杂的用工特点,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网络主播的法律关系认定与权益保障面临尴尬。因此,他们的劳动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。
监管盲区也是当下行业健康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。巩述林团队在杭州调研时发现,近三成家庭作坊式直播间无经营资质,“卖A发B”等乱象频发。在短视频中,初九团队创作的“反派角色”系列上线三天即被数十个账号抄袭,维权成本远超收益。
涉及主播行业的监管部门众多,但各部门间缺乏相应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协调沟通机制,出现了多头监管职责交叉重叠的现象。专家建议可在省域建立统一的数字治理平台,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技术,对主播进行全流程在线监管。
监管环节,MCN机构也不能缺席。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赵瑜佩看来,MCN机构对旗下主播发布内容的价值导向与合规性承担首要责任,应构建起系统化的内容治理机制。
对于主播个人,价值观的塑造更为迫切。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朱永祥认为,培养及树立主播正确的价值观关乎这一新型职业健康发展,“我今年专门为主播群体出版了《主播第一课》,希望他们有‘五官’更要有‘五观’。”
今年刚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毕业的主播王雅雯,对此感同身受。“为了做主播,我还申请休学了两年。”这一行应该坚持什么?摈弃什么?王雅雯不知道,只有靠着本心、学习能力与摸爬滚打的吃苦精神,边干边摸索。后来,学校一次讲座中,老师说到网红主播职业的属性,以及呼吁加强专业技能、职业技能训练时,感觉终于“被人懂”了。
正如朱永祥教授认为的,“只有我们做好人才的职业性、专业性培养,这个行业才会有健康持续发展的潜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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